新加坡《联合早报》1月3日文章 原题：对2011的寄望（作者韩咏红）
在时间即将从2010年转换到 2011年的几小时里，我接到好些中国朋友的祝福电话，适巧其中包括正要出国的以及人在国外的。有友人刚被公司确定派往美国驻点发展，在机场折腾过程中来了电话；还有人正在欧洲做跨年旅行。想想，掌握外语，穿梭于中西方文化间，将国际化活在自己身上，在中国大城市的高级白领群体中，已是很平常的事情。
追求更好、热衷“升级”的并不只是高级白领。健身室相熟的教练，几天前与众人分享了他的喜悦。他从一个客户手中继承了二手的iPhone三代，花了 2000多元人民币，抛弃了陈旧的老手机。他喜滋滋地说，这下子鸟枪换炮了。我说那不是炮，按照手机档次级别论， “爱疯”抵得上原子弹了。
不过，这位教练刚到北京不久，事业没基础，2000多元的二手iPhone大大超过了他单月的收入，所以新“炮”完全是靠举债换来的。
不得不承认，这几年里中国公民的日子又明显改善了，在日用消费品、住房质量、境内外旅游等方面，视野与选择都比过去宽了许多，而且水平连年提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至8%，甚至接近10%，农村居民纯收入实际增长2010年据说有望达到10%左右，收入的改善支撑居民提升消费结构。中国社科院不久前出版的2011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从本世纪初至今，城乡居民饮食更注重营养，衣着消费支出增加，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提高，城乡居民在教育文化娱乐用品的费用年均增长9.2%和6.9%。
但在另一方面，人们的压力也在加大，尤其是2010年，蓝皮书发表的调查显示，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都齐齐下降。其中大城市居民的满意度从2002年到2006年间，总体显著上扬，在2007年下滑，2008年回弹，在2009 年与2010年两年则又走跌势，但还是略高于2002年。农村与小城镇居民的满意度这些年也一直上下起伏，到2010年时跌到2002年的水平以下。
仔细观察有关数据，可以发现城镇居民的个人经济状况满意度和消费信心指数在2009年与2010年之间是提升的，满意度下滑的项目主要是社保、物价、政府管理社会事务信心度。在农村，满意度下滑的主要项目是养老、社保、物价，对政府管理经济事务信心度也有所滑落。这说明城镇居民对于个人最直接的经济现状的感受没有变差，但是不论城乡，大家对于未来——社保、物价的担忧都上升，对于政府管理的信心度也有变化。
国家财力越来越强，个人的物质条件总体改善，但是满意度不升反降，忧虑感上升，这是中国面对的吊诡现实。究其原因，许多学者都指出了，发展后的问题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差距扩大，中下产群体分得的利益比例缩小，腐败问题遏制不了。
不过，冷静分析这个画面的各种因素——包括居民生活改善以及焦虑感的上升，可以再次确认：只要经济盘子还在扩大，每个个体的物质条件持续改善，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就能够维持。中国每年都在社会不稳定的担忧中度过，也在担忧中平安经历了许多跨年。当然，风险也始终没有解除，民众信任与当局可以做出改变的时间是在一点一点地流失。
2011年是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年，高层已明确表达，要在五年内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收入分配、财税等方面的改革计划，问题是如何突破知易行难，考验的是官员的魄力。在经济发展后，还需要公平，通过制度建设增强大众对未来的信心，减少风险因素，不必继续在担忧中度过。
在中国工作，总希望这个地方好，稳定，繁荣，人民生活安康，期待从 2011年到2015年的五年，会成为它提升民众幸福感，强化社会信心的重要时期。从社会期望兼压力、高层态度、国家实力看，许多条件已具备，中国在充满希望的门槛上，就看怎么实际地跨过去。
全球公众传媒摘编：GAN JAD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