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在“后冷战时代”兼有冲突与合作的特征。图为2009年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纽约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
香港《文汇报》文章
原题：2010年：中国周边外交挑战和未来方向
2010年是中国外交经历严峻考验的一年。这一年周边形势给中国外交提出的挑战，已经逼迫人们直面中国崛起期对外战略的一些深层问题。
对周边矛盾重新排序
今天的东亚战略格局有两个清晰的特征，一是中国崛起，二是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这一地区所有安全局势的错综复杂和应对之道，都离不开对这两个因素的分析。对中国的战略取向来说，需要直面和思考的有三个问题：一、如何准确定位中国高速发展期的对外战略取向？二、如何系统梳理中国周边众多结构性矛盾，并按照中国的战略取向重新排列这些矛盾的轻重缓急？三、如何准确分析“美国因素”及其对中国的阶段性正负面作用？
以此眼光来看，中国未来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应继续寻求与国际社会的良性磨合，为中国未来争取更大的战略空间和发展机遇。当然，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间有些矛盾和压力并不以中国的良好愿望为转移，但中国如何对此进行分析、定位、应对和化解，却十分考验中国自身的底气和战略格局。
在这一框架下，梳理中国周边的众多矛盾，并按照中国的长远战略取向对其进行轻重缓急的重新排列，就显得尤其重要。进行轻重缓急的重新战略排列，并非放弃中国自身立场，而恰恰是在服从整体战略格局前提下的伸缩有余的策略之举。
准确评估“美国因素”
中国周边战略一个日益明显的挑战，是如何评估“美国因素”。过去，“美国因素”对中国一直存在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如何利用其中的正面作用来化解负面作用，既是中美双边关系的战略课题，也已日益成为中国处理周边局势时的战略挑战。
首先，从地区大的战略格局上说，中国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是两个不争的事实，也是双方共同面临的挑战。狭义上看，两者必然是冲突的；但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中美应当有信心和能力创造出从必然冲突走向基本兼容的崭新模式。坦率讲，近年中美所有的战略防备和前沿冲突，以及所有的冲突—妥协、再冲突—再妥协的周折，都是这一历程上的“成长的烦恼”。其间，双方的教训和经验，需要双方及时总结、梳理和提炼；而中美关系在“后冷战时代”冲突与合作兼有的特征，以及双方均以对方策略来决定自身策略的种种特点，都为新模式的孕育和诞生至少提供了客观土壤。
其次，从现实层面上看，对“美国因素”的评估，也离不开对中国周边战略议题的梳理和轻重缓急的重新排列。既然周边所有冲突都离不开“美国因素”，既然中美关系正在经历“成长的烦恼”，那么对周边具体冲突议题的具体分析，也就带上了一定的战略色彩。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中美关系双边议程各有主次侧重的演变，主次混淆往往会导致中美关系的停滞，而中美关系（包括军事关系）的停滞又会导致中国周边局势的渐趋复杂；另一方面，中美双边议程即便在未停滞期也时常与周边局势有意无意地挂钩。因此，对具体议题上“美国因素”的分析和应对，在策略层面也是一个极具挑战的工作。
进一步巩固中欧关系
当然，一个民族在实力上升期，无论民间、舆论还是军方和外交系统，似都有其内核十分合理的自信心上升现象。然而，民族实力上升期的转型过程，往往也是内外矛盾频生、因而尤其需要头脑清醒并强化战略协调的时期。2010年中国周边挑战给2011年中国对外战略带来的启示是：一、中国的方方面面（包括舆论和民间），似都需要有一个逐渐凝聚上升期战略共识的过程，尤其是要培养一种自信与平和、进取与稳健兼有的心态；二、外交、军事、经济等部门似应加强协调，以服从中国整体的宏观对外战略。
2010年中国外交的一个成功亮点，是取得了对欧外交的重大突破。中国领导人的法德之旅，以及英国首相在G20峰会前的北京之行，尤其是其间双方一系列动作背后的战略潜台词，无不凸显了中欧领导人已开始从战略高度重新审视双边关系。
对中国来说，中欧关系是中美关系之外另一根重要的全球性平衡杠杆。在美中欧三足鼎立格局中，若中欧关系稳定了，那么中美关系再有大浪，其对中国的损害也将相对有限。同时，中欧由于不存在国家定位层面的战略冲突，因此更易在探索大国共荣模式上先行一步。在这一框架下，如何对中欧之间同样错综复杂的双边议题进行梳理和重新排列组合，中欧双方2010年已开始了有益的探索，未来不但应持续下去，而且还应为中美关系树立可资参考的典范。
全球公众传媒摘编：GAN JAD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