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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商报》2月2日文章：有计划的创造性的混乱
中国仍然被许多西方人视为苏联特殊的成功形式。就连欧洲的顶尖政治家也抱有这种偏见。他们甚至试着用老皇历来解释新现象。
“10多亿人的发展能长期由政治局遥控吗？”这样的问题也仍然被反复提出。但这个问题也令人误入歧途。中国今天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远不如美国与美国梦的关系密切。在中国，不再有人去计划4年后人们要穿多少双白袜子。此外，在东德政治局对计划经济依然深信不疑时，中国早已告别了计划经济。
北京今天只不过仍对全球竞争中的重大发展路线作出规定，它首要关注的是基础设施与框架条件是否相称，并留意不使公益完全被不受约束的一意孤行所践踏。
中国今天在经济方面效法的不是克里姆林宫，而是西方的企业集团。董事会是政府，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如强大的监事会般行使职权。决策由上层作出。但同经济界一样，董事会必须非常重视全体员工和股东的意见。当企业集团的下属部门业绩优良时，董事会不会对这些部门指手画脚，除非它们太过放肆。中国也以这种模式对待地方省份和重点工业部门。
在这种比较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有限责任公司”并非由中央“遥控”，而是为无数独立且有创造性的头脑所左右。
因此，以“中国会产生有创造性的企业家吗？”这个问题开头的种种估计所说明的更多的是西方的狭隘。中国无数独具魅力的企业家们早已大胆地从模仿迈向了创新。例如王传福，他是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的总裁和创办人。王传福的雄心甚至反映在公司的名称上：“超越你的梦想”。例如任正非，他建立了有中国思科之称的华为集团。还有潘石屹，他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商之一，而且曾批评当今社会。搜狐网总裁张朝阳和英利集团的创始人及董事长苗连生也同属此列。英利集团是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电池制造商之一，目前甚至赞助德甲拜仁慕尼黑俱乐部。
中国聚集着独具魅力的海运企业家、工厂主和零售商。中国的成功模式是由中央长期规划与企业家的极大自由组成的混合体。这种混合体在苏联不曾存在，也没有出现在西方的市场经济体。
目前这一模式甚至触及中国体育界这个国家计划运作模式的最后堡垒：李娜上周末成为首位打入大满贯决赛的中国网球女选手。她退出了艰苦的国家队训练，为的是从此自己决定如何提高球技。现在李娜是一名成功的体育企业家。
然而，为何在西方几乎无人知晓中国的经济界英雄？为何他们在达沃斯不受重视地站在角落里？因为我们自找感觉实在太好了，以至于不愿去关注他们，不愿至少留心其中一些人的名字。这种情况会改变。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会促成这种改变。而我们当中那些仍然认为自己能以反共思想通过远程诊断来理解中国现象的人将大吃一惊。（作者德国《经济周刊》前驻华记者弗兰克·泽林）
全球公众传媒摘编：GAN J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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